产科人生:痛楚彷徨中不忘初心

文章来源:衢州日报 作者:李啸 曹敏 点击数:12845 更新时间:2014-09-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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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“哇”的一声啼哭,清脆悦耳,亲历新生命的降临,产妇眼角溢出温馨的泪水。“母子平安!”产房外,望眼欲穿的家人终于盼来激动人心的讯息……
  这里是世界迎接生命初放的前台——产科。作为医院中最忙碌的地方之一,产科的医护团队每天都在幸福与紧张中度过,她们朴实地坦言:“听到孩子哭,我们就笑了。”
  的确,绝大多数时候,婴儿都是健康出生,产妇也平安无事,但是生命无常,人类医学亦有局限,这就意味着,产科医护团队必须同时直面鲜花与荆棘交错的悲喜。
  当一个灵动的生命还未开始便将终结,抑或两条生命遭遇凶险,危机命悬一线时,外人无法想象,此时的产科医护人员正经历怎样的心路起伏和沉重压力。
  事实上,动辄牵动数个家庭命运的产科,一直是公众管窥中国式医患关系的窗口——人们是如此需要她们,却又如此惧怕她们,怀疑她们,甚至憎恨她们。前不久,湖南湘潭的产妇死亡事件和时下纷繁迭出的《产科医生》、《爱的妇产科》、《产科男医生》等产科主题影视剧便是印证。
    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不可预知的职业风险,以及转瞬间逆转的毁誉,注定让产科医护群体的人生与众不同。而一旦身处是非漩涡,她们的声音往往会被非议所堙没。 本期《啸报》,记者与衢州市人民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医护团队坦诚相对,打捞那些被沉默的声音,为您呈现产科真实的职业生态,聆听她们内心的挣扎、彷徨和信念。
    本期《啸报》,记者与衢州市人民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医护团队坦诚相对,打捞那些被沉默的声音,为您呈现产科真实的职业生态,聆听她们内心的挣扎、彷徨和信念。
 

  手术室外变幻莫测的人心
  “抢救成功是患者幸甚、医院幸甚;假如失败,就是医务人员之殃、之罪,这是否偏离了医学的科学性、局限性?”一位医生对此十分感慨。
  行医路上24年,傅向红从未惧怕过手术刀下的病魔和顽疾,但现在,这位主任医师发现了让自己越来越揪心的痛处——手术室外,变幻莫测的人心和那把不知何时会闪现的伤医尖刀。
  “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,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可如今,医患双方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?”谈论起一度沸扬的湖南湘潭产妇死亡事件,感同身受的傅向红不免长吁短叹。在她看来,若不是些有良知的媒体很快科普了“羊水栓塞”常识,或许公众至今还会认为是医院在“草菅人命”。
  作为衢州市人民医院产科主任,傅向红时刻如履薄冰,她带领的产科医护团队,每年要应对2000多名住院患者,年分娩量超过1000例,而其中许多都是具有各种妊娠合并症、并发症的高危孕产妇。
  “有些患者自身就有疾病,又疏于产检,易并发危重症。当她们来院就诊时,医生们都吓坏了,可患者却全然不知其中的危险程度。”傅向红表示,由于市人民医院产科同时肩负衢州市危重孕产妇抢救中心的重任,因而“攻坚克难”已成为医护团队的常态。
  这也意味着,傅向红和她的同事必须在重压之下,舍弃更多的节假日和休息时间,处置各种突发状况,全身心服务于接诊和抢救危重病人。
  有时候,产科医护人员也会私下抱怨,“为什么我们要收这么多高风险的危重病人自讨苦吃?”每当这时,傅向红便会自嘲:“谁让我们是权威,是衢州最好的三甲医院呢?”
  前不久,市人民医院产科为一名身高只有1米的侏儒症产妇成功实施了剖宫产。此前,这名患有先天性胸廓畸形和脊柱畸形的产妇辗转就诊了市、县两级多家医院,均因病情复杂被建议转诊。
  “怀孕和分娩对于她和医院来说都存在巨大风险,但只要病人充分信赖医院,我们也愿和她一起冒险共同应对挑战。”傅向红意味深长地说,毕竟在这个时代,医患之间早已处于失信之痛的“冰点”中。
  话音之外,其实暗有所指,那是埋藏在市人民医院产科团队心中一段不愿提及的黑色过往。
  故事的情节与湘潭产妇死亡事件极其相似:同样急剧而凶险的“爆发性羊水栓塞”;同样的大出血;同样的抢救无效产妇死亡后,家属情绪失控大闹医院。
  曾亲历此事的助产士占园园回忆,产妇死亡后,患者家属将她和其他医生和助产士围在分娩室内,要求继续实施不间断胸外按压抢救,从凌晨一直持续到早晨8时,其间断水断粮,家属频频进入手术室对医护人员辱骂。
  占园园告诉《啸报》记者,事发3个月前,她因患甲状腺癌刚刚经历了一场手术,体质一直虚弱,患者家属的无理取闹更让她身心俱疲。至今她在路过那间手术室时仍感到毛骨悚然、心有余悸。
  “这场‘医闹’整整闹了一个多月,患者家属在病区走廊里拉横幅放哀乐,严重影响了医疗秩序。”而这期间,不少产科医护人员也万念俱灰,萌发辞职换岗的念头,医院为此也派出专家对她们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,以帮助她们尽快走出负面情绪的阴霾。 傅向红回忆,事后她到杭州开会时遇到浙医妇院产科主任贺晶,准备就此事大倒苦水,不想对方也刚亲历了一个“羊水栓塞”的病例。
  当时,贺晶正给一名产妇进行剖宫产手术,几乎就在一瞬间,她发现产妇失去了意识,随即下达“羊水栓塞”抢救指令,一旁的医护人员甚至还没反应过来要抢救谁。
  在省内顶尖专家合力抢救3天2夜后,产妇转危为安,家属激动地跪谢医护人员。“抢救成功是患者幸甚、医院幸甚;假如失败,就是医务人员之殃、之罪,这是否偏离了医学的科学性、局限性?”一位医生对此十分感慨。

  我们就像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
   比起身体劳碌和清苦,真正压垮医护人员的则是患者暴戾之气转化而来的心理压力。
  “有时,去治愈;常常,去帮助;总是,去安慰。”这句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,一直被众多衢州产科医护人员奉为行医圭臬。其实,自穿上白大褂的那天起,她们便立志宣誓——“健康所系,性命相托”,但不曾料到,追寻“愿为良医”的路上,迎来的却是无尽的疲惫、焦虑和屈辱。
  “医生的劳动强度太大,没人能体会。”傅向红感叹,自己上专家门诊时,往往每天要看七八十位病人,连如厕和喝水的时间都没有,有时一天五六台手术连轴转,晚上遇到危重病人,随时要赶到医院会诊,一直忙到天亮,“手机从不关机,连上厕所也要带在身边”。
  《啸报》记者发现,几乎所有受访的产科医护人员都坦承上班时间不规律,夜班和加班让自己不堪重负,“经常需要倒时差”。不仅没有正常周末和年休假,越到节假日,反而越忙碌。对她们而言,成为“贤妻良母”照顾家庭更是奢望。
  市妇保院产科主任余海云多年前刚调至衢州工作时,因为无法兼顾家庭,便忍痛将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寄宿住校,而现在,她的使命更为艰巨——“去年我们完成的分娩量是2400多例,今年预计将创新高,医护人员都是透支状态。”
  “我丈夫是军人,转业前我对他就提了一个要求,宁愿去待遇相对差些但上班朝九晚五的‘清水衙门’,不然谁来带小孩?”市妇保院产科护士长祝霞君的语境中透出无奈。
  市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纪毅梅苦笑说,她经常会对疏于孩子感到愧疚,“儿子常常会问我,妈妈你明天晚上在家吗……”
  当然,更多年轻的医护人员只得选择依托长辈和雇佣保姆照料家庭,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策。“我的孩子现在江山农村老家生活,脾气不好经常打架。”市妇保院产科医生王乔颖对此忧心忡忡。
  不过,比起身体劳碌和清苦,真正压垮医护人员的则是患者暴戾之气转化而来的心理压力,“我们就像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。”
  市妇保院曾发生过这样的场景:有位产妇因为羊水早破,剖宫产后刀疤生长缓慢,她的丈夫责怪医生甚至挥刀相向;生产时胎盘残留是正常现象,可有的患者家属却很不理解,对医护人员破口大骂;有的家属见妻子受不了自然分娩时的疼痛,对助产士抡起了拳头……
  “遇到这些事时,我们真是觉得心很累、很苦涩。”余海云疾呼,医学只是一门科学,不是神学,“产科充满着不可预测性,对抗病魔的时候,最需要医患的彼此信任,相互扶助,只有这样,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生命奇迹。”
  “没有医护人员不想把病人治好,可是有些患者和家属就是不愿相信,面对这些冰冷怀疑的眼神,经常是有口难辩。”市人民医院产科护士长周勤燕从事助产士职业已有28年,现实的苦楚经常会让她怀念起刚参加工作时的美好和纯真。
  那是公费医疗、劳保医疗制度维系的尾声,白衣天使既是社会冠以的美誉,也是医护人员引以为豪的骄傲。医生们在人心平和的环境里忘我奉献,患者也高度信任医院,纠纷少之又少。
  周勤燕曾目睹这样一幕:当时有个产妇因病去世,悲伤的丈夫背起妻子的尸体,毫无怨言,默默地转身离去,“这要是放在今天,简直不可想象。”

  医患之路何以沦落至此
  “医患相煎,最终受伤的还是患者。明天谁来给我们看病?”
  “连美国总统都有假期,我们竟比总统还忙!”事实上,产科医护人员也会在愤愤不平中经常反思,为什么自己每天像高速陀螺般为患者运转不停时,还会受到他们的冷遇?医患之路何以沦落至此?
  对于这个谜团,产科医护人员的共识是——除了归咎于社会大环境的失信,导致医患紧张的最大症结便是现行并不完善的医疗卫生体制。当改革步入深水区时,身处风口浪尖的医护人员也最容易遭受暴风雨涤荡。
  市人民医院产科助产士徐志君经常在思考,产科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比例应当处于怎样的水平才最合理?“国外常常是五六个医护人员照料一个产妇,有很多时间用于人文慰藉、心理关怀,可我们做不到,患者到了医院自然就有被冷落的感觉。”
  不仅如此,失落感还弥漫在简陋落后的硬件环境中。目前,市人民医院和市妇保院的产科病房多为建于上世纪的二人或三人间,床位不足和设施掣肘让患者和家属难以舒适,“患者心情不好,毫无疑问就会对医护人员反感,影响互信。”祝霞君说,自己很盼望市妇保院新大楼能早日动工。
  当然,这些因素也仅仅是庞大体制病躯的皮毛,真正的凶险病灶隐藏在“举证倒置”、“以药养医”、医疗风险分担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、媒体过度渲染等深层矛盾中。
  以“举证倒置”为例,法律规定一旦出现医疗纠纷,患者可以提出质疑,医生则要拿出凭据“自证清白”。“紧箍咒”之下,心惊胆战的医生只得照搬教条,开“大检查、大处方”,不愿冒险只得自保。
  与之对应的典型现象是,如今孕产妇的病历越来越厚。从产检到生产,她们经常会面对形形色色的“知情同意书”,医生会将千分之几、万分之几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或危险事项统统告知,步步要求签字确认。而在患者看来,医生的此举似在推卸责任,医患鸿沟也由此进入恶性循环、日益断裂。
  “医患相煎,最终受伤的还是患者。大投入、低诊金和高风险让很多医护人员望而却步,医生荒持续上演,明天谁来给我们看病?”傅向红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,一项调查显示,近几年,我国每年的医科毕业生都在60万人以上,最终穿上白大褂的只有约10万人。而近九成的医生纷纷表示,不会让子女学医。
  现实尽管刺痛,但受访的产科医护人员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愤怒和绝望的漩涡中。内心深处,她们依然热爱着这份职业,期盼着风雨过后的朗朗晴空。 
  支撑医护人员前行的动力,正是无可比拟的幸福成就感——是治愈成功时的微笑和掌声,是产妇初为人母时的喜悦与感谢,是新生儿动人的啼哭。傅向红觉得这就是信仰的力量,“大家都不愿放弃初心和梦想,仍在竭力坚守职业精神。”
  “前几天,我走在大街上,突然被一个陌生中年妇女叫住,她激动地拉着我说,‘我女儿就是你给接生的,她现在都23岁了。’”徐志君说,自己和同事都很在乎这种“被许多孕产妇需要”的感觉,“既然被人托付,就要拼尽全力。”
  “羊水栓塞虽然凶险,但我们也有抢救成功的病例。”回忆起那些亲历过的转危为安的瞬间,余海云充满职业激情:“还有比救活一个人更欣慰的事吗?”
  “永远走到病人床前去,面对面地工作。”周勤燕至今都记得中国妇产科医学奠基人林巧稚的这句话。“既然无法改变世界,那就先改变自己。”周勤燕说,现在自己和助产士团队讨论最多的理念便是,如何与患者更好地主动沟通,力塑医患信任感,“有时候情感比技术更重要”。